早上出工，喊起来这个，那个又躺下了，不然便是这个“肚子痛”，那个“脑壳昏”。催急了，干脆一个个溜了出去，到县城闲逛或上别队串门去了。一天，万莉接到汇单，一早便邀约大家进城取钱，意在顺便作东，让大家饱啖一顿。玉香不愿去，可能是因家中困难，无力回报的缘故吧。而我，他们知道一般是不会参加这种聚会的。收工后天已经黑下来，还不见他们几个的人影，一阵强烈的孤寂向我袭来，我不由得又拉起了我的二胡，拉的多是些凄苦、伤感的曲子。忽然听见玉香在里屋叫我：“大哥……不要拉了……”我惊异地放下琴走过去，只见她正趴在被盖卷上轻轻地抽泣。“玉香，你咋个了？”我一边摇着她的肩头，一边问。她没有回答，却哭出了声，半天才抽抽噎噎地说：“我……想家……想我妈……”
我倏忽一下感到了极大的震颤，各种愁绪一齐涌上心头：幼年一场大病，使我的左腿至今留下残疾，下乡后沉重的劳动比别人更添一分痛苦；生产队为我们准备的半屋子烧柴已快要烧尽，往后得靠我们自己到几十里山路以外去打柴；自留地的菜也经常断桩，眼下连蘸水菜也快供应不上……下乡以来的各种酸辣苦麻，加上强烈的思亲之情一齐向我袭来，使我不能自已。我的喉咙硬塞了，停在她肩上的手再也无力抽回。我真想和她一道大哭一场，可我不能，我是男子汉，我是全组最年长的。我强忍着没有哭出声，可泪水还是悄悄地淌了出来。
自那以后，我忽然发现，玉香已不再是那个成天只会瞎混瞎闹的黄毛丫头了，她一下子变得懂事、成熟了。每当我出工，她一定去。我换下的衣服，她大包大包地拿去洗干净，叠好后又不声不响地放在我的竹箱里。又找来一块旧布洗干净搭在竹箱上，摆上一个玻璃瓶，经常给插上一束束不知哪里采来的野花……而这一切，又都会使我感到莫名的兴奋。
1965年春节前，生产队年终分配时，我第一次用自己的劳动分得了7元钱。我成了全大队几十名知青中的佼佼者，我的名字上了报，我的照片被框进了成都总府街口的“上山下乡宣传栏”。
怎样安排这一年劳动所得的7元钱呢？我本可以到县城去痛痛快快玩一下，吃一顿，再买些生活必需品，但是我梦寐以求的还是一把好二胡。加上妈妈和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姐姐共同凑足的钱，我终于买来了我朝思暮想的苏州龙头二胡。我决定做个琴盒。我想法匀出了一块床板，请生产队的木匠为我制作，哪知那做惯了犁耙拌桶的师傅不精此道，琴盒做得过大，为了避免磕碰损坏我那把宝贝二胡，左思右想不得其法。
（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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